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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故乡在贵州省德江县合兴镇朝阳村。与其说那里有旋厂铺古遗址群的存在,不如说有个扶阳古城遗址更为实在。
先前很早的时候,我只知道村里古建筑很多。中寨、下寨、赵家寨几个很大的寨子顺着庐山脚下缓坡而建,寨子里有光滑而又四棱方正的石墙、石院、石板路,有古色古香的木格镂空雕刻花窗,有苔痕斑斑的古塔古庙古桥古树,还有神奇梦幻的悠远传说。
后来,有专家考证,说这里是隋唐扶阳古城遗址。馆舍衙署、城池、兵营、练兵场、哨所、集市、马场、马道子、监狱、刑场、园林、戏台等古城要素一应俱全。也有专家认为文史资料记录痕迹不很充分,文物不能佐证,不说是扶阳古城了,应该是叫旋厂铺古遗址群。其实,同样是“专家”考证的结果,我更相信“扶阳古城遗址”的说法,因为隋唐时候,贵州还没有文字这个东西,就应该不存在“记录痕迹不充分”的说法,那个以木质建筑为主的时代,千余年后也难留下些什么。
其实,扶阳古城也好,旋厂铺遗址也罢,我更喜欢古城里很多值得纪念的乡愁元素。其中,“打溜子”很有乡村情趣。
“打溜子”是土家族地区流传最广的一种古老的民间器乐合奏,它历史悠久,风格古朴,节奏鲜明,旋律优美,曲调多变,被称为“土家族的交响乐”。由马锣子、钹、鼓和锣四样组成,也俗称“四人奏”。在农村,打溜子常常与吹唢呐连在一起。遇上亲戚朋友有红白喜事,主人正亲请来唢呐和溜子队前往庆贺,唢呐吹一曲,溜子打一排,一路吹吹打打,彩旗飘飘,好不热闹。
“咚,呛,咚呛呛,咚呛咚呛咚呛咚咚,呛呛呛呛呛呛呛呛……”也许是为了满足我对“打溜子”乡愁记忆的欲望,我和幺叔进村刚一下车,一阵激烈高亢的溜子声音从寨子里传出来,我们随寻声而去。在寨子的瓦厂坝,四位老人坐在一棵老槐树下,人手执一件溜子乐器,随着溜子声音的抑扬顿挫摇头晃脑,一曲《孃孃赶场》悠然响起——这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民俗舞蹈,更是天籁之音的乡村交响。
看到我们的到来,打钹的杨胜友大叔急忙停了下来,眉飞色舞讲起来:“杨卫你们回来了,以前你也会打这个,来!要不要来一盘?”得到大叔的盛情邀请,来一盘就来一盘呗。于是,我也临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
临了,大叔对我说:“如今社会进步了,生活好过了,红白喜事有大鼓,有演唱歌舞团队,我们这个小打小闹就登不上大雅之堂了,老人们只得在闲暇之余聚在一起,打溜子消遣时光,有益身心,胜于吃药呢!”大叔的话,我绝对赞成,因为只有置身于打溜子的意境中,你才会感悟到:“一切都那么美好!”
打完了”溜子”,幺叔提议去村野里走走。走出瓦厂坝,视野开阔。对面是满山的翠绿。雨后的登科岩龙洞山,浓阴匝地,槐花与杨柳絮偶尔飘来香味,沁人心脾!
“你还记得小时候在谭家营盘放牛的乐趣不?”幺叔触景生情,好像勾起了很多儿时的记忆。
“怎么会不记得呢?”随着幺叔的提醒,我的思绪已穿越时空,回到了那些“穿开裆裤”的岁月——
那时候,在我们那一群娃娃队伍中,幺叔年龄最大。每天天一亮,大人们陆续上山,幺叔一声吆喝“放牛去了!”我们就把各自家的牛从牛圈里赶出来。村口,大家就汇合了。静默了整夜的牛,和人一样,相互打趣,蹦蹦跳跳,牛脖子上拴着的铃铛,“叮当” 作响,我们把手里的镰刀当着溜子乐器,叮叮当当敲了起来,和欢快的牛儿一起上山,队伍浩浩荡荡,声势浩大。听,牛儿铃铛声,哞哞叫声,镰刀溜子声,娃娃的欢呼声,间或加入几声鸟叫,那一曲雄浑的山村交响,还在乡间小路上回荡。
到了谭家营盘,牛儿们各自去寻觅青草,我们则开始我们的游戏。谭家营盘有宽大的石板,我们捣平一块地方,铺上一块整齐的石板,再在石板的左后和后边三面顺着边沿用镰刀凿一道泥槽,找来石板插进去,就成了一把“太师椅”,幺叔明康就坐在太师椅上,翘起二郎腿,我们在前面站成一排,躬身朝拜“康司令威武!”当然,除了明康叔排第一外,当“司令”的殊荣也得轮流着来。直到远处有大人在高声喊是谁家的牛在糟蹋庄稼了,我们才慌慌忙忙去寻找各家的牛。
那时候除了游戏,留在记忆深处的,还有一些残酷痛苦的记忆。改革开放还没开始那些年,人们也不晓得“杀广”(出省务工),大人细娃全部“窝”在村里,人多了,土地不够种,粮食不够吃,青黄不接春三月,往往有很多家庭无米下锅,只得“顿顿麦疙瘩,洋芋包谷粑”。小孩们整天饿着肚子唱“赵家寨,吃酸菜,上中伙,背背驼。”
除了吃,更为老火的是烧柴。那时候农村没有电,买得起煤的人家也屈指可数,家家都有一把锋利的斧头,几把锋利的镰刀。每天全家出动,砍柴的队伍很长很长,首先是砍树上的枝丫,然后是砍树,再然后是割草,至于进攻地点,首先是登科岩龙洞山,然后是黄泥坪香炉山,再然后是野头沟老虎屯,最后,砍柴“大军”翻过老虎屯,进攻了焦溪寨子后面华山娘家的山林,方圆几亩的青杠林,几个月工夫就光溜了。直到最后,所有的山光秃秃一片。这个时候,地下还有一种名为“地巴根”的东西,那是我们这些放牛娃最后进攻的对象。
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刀,刻画了很多艰难的记忆。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,故乡一些“胆子大”的和一些“不听话”的男男女女,纷纷前往江浙、广东,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打拼。
寨子上的“铁强”和“庚二”淘到了第一桶金,提着录音机回来,把录音机放在院坝边,将磁带放进去,迟志强的《铁窗泪》声情并茂,老老幼幼像看西洋镜一样,围着录音机,不知是在看,还是在听。
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,外出打工的人就多了起来。逐渐有人挣回了票子,开始开山取石修建洋房。
再后来,随着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,故乡人也有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山上的树又逐渐吐出了新芽,继而茁壮成长,现已遮天蔽日。
我们一行走在宽阔的乡村公路上,路旁的桂花树和香樟舒枝展叶,别有一番景致。路两边的地里,乡人正在躬身劳作。突然,同行的杨胜齐大叔喊起来:
“喂,有谁看到我的牛没有?我的水牯牛不见了。嗡娃儿——”我还没有反应过来,路边干活儿的人和我们一行的人哈哈大笑。原来是路边一个叫“水牯”叔的老乡在院子边拔草,杨胜齐看见了,像当年在老家时一样与他开起了玩笑。水牯叔不好意思,只得回了一句:“背时烂儿,还是那样不懂事。”作了回答。
玩笑归玩笑,水牯叔看见我们到来,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,招呼我们进屋喝茶。他一边扭开水龙头接水,一边说:“这水是天然的山泉水,以前啊,要到杨家当门那大水井去挑,现在好了,脱贫攻坚力度大,水电路讯都解决了,真正达到了‘喝水不用抬,走路不湿鞋,5G讯号进屋来’!”
故乡的茶也是特产。从黄泥坪山顶一直下来到冒水河山脚,几千亩茶叶品种繁多,还开发了“白兰春”品牌远销全国各地,成为贵州绿宝石茶叶的茶源基地。“水牯”大娘说:“想不到曾经屙屎不生蛆的荒山野岭还大有作为,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时节,我们一天采摘茶叶,要挣两百多块呢。”
我们喝饱了自家地里种出的茶叶和山泉水熬出的茶,继续朝前走。
“下一站就到我们读《乌鸦喝水》的地方了!”幺叔说。
说起读《乌鸦喝水》,其实我比他们更有感觉,因为我在这里,不但跟着老师读了《乌鸦喝水》,后来还教学生学了《乌鸦喝水》。
走过古老的石拱桥,老远就闻到了粉团花的香味。两垄茂盛的粉团花,花繁叶茂,像两位高龄老人在学校门口守望久久没有回归的孩子。
这学校叫朝阳小学。明清时候,这里是一座宏大的庙宇,百十僧人辛苦劳作,钱粮丰盈,家底富足。于是住持和尚拿出银两和租谷开设学堂,方便周边学子免费入学,名曰“朝阳义馆”。解放后,“朝阳义馆”就变成了大队的一所公办点学校。
踩着脚下的石块,扶着院侧的石阶,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,脑海里,填充着满满的校园往事。课间操场上,老师们与我,或我与学生们玩老鹰抓小鸡,欢呼声此起彼伏;早上教室里,老师们和我,或我与学生们一起朗读《乌鸦喝水》,声音抑扬顿挫;下午音乐课堂上,《走进新时代》那嘹亮的歌声飞出校门,震动寰宇;晚自习后,办公室那盏高脚煤油灯总是那么亮着……
六年的小学生活,至今记忆犹新。谭榜荣老师的严肃,赵文忠老师的随和,谭绍友老师的苛刻,杨秀才老师的和蔼,点点滴滴,至今难忘。也许是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,我小学毕业后到乡镇读了三年的初中,就又回到了这里,做了代课老师。这一“代”,就是满满的18年。直到2012年赶上了好机遇,代课教师全部转正,我赶上了最末一班车。也就是那一年,我离开了故乡,到了乡里,县里。
夕阳西下,带着不舍和留恋,目光掠过那耸入云端的古柏树梢,思绪穿越时空隧道,又是一种儿时难忘的记忆。
古柏林下,一条小溪穿过古老的石桥,一路向西淙淙而去。溪边灌木丛生,桥面连接的荒地延伸向上至永盛寺山路的边沿,一路摆摊设点,除了城里的商贩运来的孩子们的奥特曼类似的高档玩具,还有地地道道的土家特产,茶叶、甜酒、米豆腐……商品琳琅满目,叫卖不断。可惜这样的场景只有在每年的六月十九烧香会那一天。那天,周边七里八乡的人都来这里朝山拜佛,祈求菩萨保佑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多年以前,遇上好的年景,有大户人家出资请戏班子搭台子唱高台戏,李世文老先生那长长的棕丝胡子逗人捧腹大笑,那声嘶力竭的唱腔:“家有黄金用斗量,有子须当入学堂。黄金有价书无价,诗书更比黄金强……”至今还在耳边回响。
故乡好耍,但不是久留之地,我们钻进返程的汽车,一句句熟悉的乡音从窗口飘了进来——
“经常回来哈,地里的胡豆要熟了,我帮你们采好,来拿!”这是大叔的声音。
“有时间了回来推酸汤豆腐,我给你们煮窖水稀饭!”这是坎上的兄弟媳妇。
我们只得挥手连连应允。
窗外,闪过村头熟悉的古柏树,此时,诸多乡愁,又上心头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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